我出生于孝感的一个小山村，从小家庭条件很差，饭一般吃不饱，衣物则是穿哥哥们剩下的，由老妈改改再穿，很小就学会干活，手工活我比一般同龄的伙伴干的都好。

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按时上学了，记得那时，每年的学杂费是五角钱。可是就这五角钱，很多家庭交不了，每次放学，站队后，值日的老师要讲多方面的事，其中之一就是五角钱的事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记得很小，大概是二年级，就开始干农活，那时，插早稻秧，农历四月份，小学要放农忙假，回家插早稻秧，那个稻田里，可是叫做冷啊，钻心的冷，都冷到骨子里了，还得咬牙到田里插秧。

最开心的莫过于山上打猪草，在山间、田野、树林采摘无毒的野菜，作为猪饲料，玩玩闹闹的，最是开心不过。除了打猪草，一切可以填肚皮的：家种的、野生的、许多可以吃的植物，都让其填自己的肚皮了。

砍柴也是开心的活。很多伙伴不愿砍柴，他们认为不容易砍。我不认为困难，很多地方，别人无法砍到材火，我的技术高，可以砍到的。砍柴还有一个程序，那就是整担子，整不好，老是在路上返工，谓之曰‘盘包’，有些伙伴硬是搞不好担子，老是‘盘包’，我却是此道高手。经常帮人忙的。

上了三个小学一年级，原因是没有老师，请一个，教几天，走了，再请一个，教几天，又走了。走的原因不外乎是，出嫁啊，到外面工作啊，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学了三个一年级。

中学是上的流动学校，三天两头迁校址，最后落脚在杨家大湾，建了一个像样的中学，我们学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，扛石头，挑土，做院墙，做红砖，填地皮，挖墙脚，啥都干过，一直到毕业了，学校也建好了。

记得初二的寒假，大概是1975年，全部学生到驳岸的大山上建设人造平原。我当时是202班的班长，团支书。班主任马老师年岁已高，背都弯了，与201班年轻的班主任李老师比，身体是差远了。所以，山上的事就由我一人为主负责，其他班委协助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（哪里是床啊，全班分男女，在地上打通铺，垫的是稻草），到山上干2—3小时的活，早饭送到后，吃早饭，饭后接着干到午饭时间，吃完午饭，下午一直干到晚上9点，此时，我们一般都快步往驻地赶，为的是多打些热水泡脚，每个人的脚上几乎都裂有口子，难受哇。在山上劳作之时，还要比较各个班级的人均石、土方量，人均宣传稿件数量等等许多现在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的评价指标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为了更早到达工地，让全部女生晚上先把头发整理好，用毛巾包起来，第二天早上略加整理，就可以出发。此种做法得到工地指挥部表扬，进行了推广。

最最难忘的是高中毕业，时间不长，但是留在脑海的记忆，却是最为深刻的。一是农业学大寨，县委书记来我们村蹲点。当时的县官，对山村的老百姓而言，那简直是不亚于天官，好大的官啊，坐的是四个轮子，可以跑得很快的车子，叫做吉普车的，车子一到村里，老百姓久久的围观，一旦车子跑起来，小娃娃们则跟在车后拼了命的追赶，好玩。县里的干部到基层，从方方面面开始抓，抓阶级斗争，抓坏人坏事，一时间，除了少数思想红的，苗子正的，出身好的，有后台的外，其他的人，个个人心惶惶，紧紧张张，到处写标语，喊口号，一副轰轰烈烈的气派。劳动强度出奇的大，记得最深刻的是不插“八一”秧，即，种双季稻时，插晚稻秧的时间要赶在“八一”前。那一年，，我记得十分清楚，连续五个日日夜夜，除了吃饭的时间，其他时间一直在农田干活，到了“八一”的早上，插完最后的一棵秧苗，回到家中，一下子倒在农村的板床（一种简易的家具，夏天白天当做吃饭的饭桌，晚上可以搬到通风的地方乘凉）上，呼呼大睡，老妈喊我吃饭，喊不应，拉耳朵，也拉不起来，实在是太困了，一身的泥巴和汗水都没洗，就这么睡去了。

二是高考。以前的大学生是从工、农、兵中，表现优良的，推荐上大学，谓之工农兵大学生。到了1977年，全国恢复了高考，当时没电视，没报纸，只有收音机算是可以听到上面的政策，但不是家家都有的，所以，恢复高考的信息是道听途说的，好在毕业的中学，知道了准确的高考信息，并组织了统一的复习备考。可是我没参加，说出来丢人，出不起几块钱的补课费。当时参加补课，每人交八元钱，另外，要自带伙食，很麻烦的，所以没去。就那么稀里糊涂考吧，当时觉得反正是好玩的，哪里轮得上我们之类的人上大学？考试发挥的很出色，稀里糊涂考上了武汉大学，也真的是稀奇了。但是，体检时出了岔子，在当时的孝感市二医院体检，体检结束后我就回家了，后来与我同时考上大学的前班主任老师告诉我，主检科通知我复检心脏，我走了。此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一直到接到武汉大学的通知书为止。

上了大学，由于家庭条件的关系，学校生活极其艰辛，四年的苦读，比之现在的高考的备考是有过之，5分钱的内部电影都不舍得看，美其名曰“磊功”。早中晚，三点一线，教室，食堂，图书馆。看到现在的大学生，那个生活的过法，学习的轻松劲，与他们比起来，我们真的是往事不堪回首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