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走了她，安静地复习了不到十天，生产队通知复习的学生回去参加劳动，不能专门复习了，说词是不能只专不红。我老老实实地回家劳动去了。那个时候，好多的事是身不由己的，一则有些同学压根就没报考，在生产队干活，而我们少数人在复习,高处不胜寒啊，二则自己实在是对当时的高考心理没底，不知是真的凭成绩录取，还是推荐上学，三是觉得即使真的凭成绩录取，自己未必就考得上，四是…反正是患得患失，举棋不定，干脆回去劳动吧，劳动人的后代，就是要劳动的。

那段时间，一向活泼的我，变得少言寡语，心事重重。想着前途未扑的高考、想着丢不开又放不下的她，想着一辈子的出路和前途，还有许多许多，在恍惚中，默默地干着农活，心里的那种烦躁，那种忧虑，那种彷徨无处诉说，无处发泄，只觉得，人世间，压根就没有自己可走的路，一辈子，就是在生产队劳动干活的命，实在是千分的痛苦，万般的无奈。用行尸走肉这句话用来描述当时的自己，最是贴切不过了。

到农忙结束，生产队通知我们报考了大学的学生可以全天复习了，此时离考试的日子就一个多月。当时手上高中的教材没几本，时间又是那么紧，心里对考试没抱半点希望，只能是听天由命了。（需要说明的，一是当时农村所有的考生都没多少教材，参考书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，二是上面有通知，已报名的学生可以全天复习备考的，由于当时县委工作队在我们村，把此通知压下了。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就那么迷迷糊糊的在复习中度过，终于迎来既害怕，又期盼的高考。

考试的过程无需细说，体检的事前面已有交代。此段时间，虽说一直未能与她联系，可心中无时无刻不是充满了牵挂（她未报考）。记忆很深的是收到武汉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天，有必要稍加详述。

那时一个秋末冬初的日子，因为前述关于体检之事，心中始终存放着一个疙瘩，这一天，农活已是不多，生产队就按大队的统一部署，在马家篓子的一个山上修水库，清早就上山干活，本来安排的是送早饭、中饭到工地的，不知何故，一直到太阳当顶了，早饭还未送到，本来油水就不多的我们，个个饥肠鸣叫，惨不忍睹，不能发牢骚不说，还得有一下没一下的干活。我此时本就心事重重，加上饥渴寒交加，双腿似灌满了铅样的沉重，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般的无奈。此时哨声响起，通知我们回家吃饭，今天的活结束了！哇，大家如同获特赦般地高兴，收起农具，一哄而散，赶场似地往家中飞奔。我则扛起铁锹，步履沉重地走向家中。一路想着心事，一路缓行，待到村头，只见一大群人围在家门口，我心嘎嘣嘎嘣地跳，不知是福是祸，反正家里出事了！安慰自己：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反正已经是贫下中农了，还能咋地？到家门口，分开围观的人群，发现老妈正在抹眼泪，众人则是脸上充满喜气，快嘴的大婶告诉我：小鹏，你考上大学了！我马上问，那个学校？众人七嘴八舌地说，武汉大学。我又问，通知书呢？妈妈擦着眼泪说，你的枕头下….未等老妈说完，我快速地来到我的房间，丢开枕头，只见一张纸条上写着：小鹏，恭喜你考上武汉大学。落款是同村低一级的同学。我出来问，通知书呢？大家又是七嘴八舌地讲开了，有点说这，有点说那，就是说不清通知书在哪。妈妈让我先吃饭，再到学校打听。我添了半碗饭，扒了两三口，丢下没吃完的饭碗，三步并作两步往学校赶去。

到了学校，全校老师都在，顾不上打招呼，我急急地问老师们，我的通知书在哪。马老师告诉我，说是学校的余老师（他同年考上大学）在公社邮局看到过武汉大学给我的信。正说话之时，听见外面传来铃铛声（那时邮递员送信是骑自行车的，铃铛声就是他们的标志），大家一起从办公室往外跑，迎上邮递员的自行车。看到大家出来，邮递员停下车，我二话没说就问，有我的通知书吗？邮递员反问我，你叫啥？我答了自己名字，邮递员斯条慢理地边说着：“大概有一封吧”，边从邮递包中拿出一封有我名字的信来，递到我手上。此时，我的手一个劲地颤抖，咋也撕不开牛皮纸的信封。马老师从我手中把信取过去，撕开信封，一张武大的通知书呈现在眼前。此时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接过马老师递过来的通知书，泣不成声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就是一系列上学前的准备工作，无需细说。到了报道的前一天，平时玩的好的同学，大概二十人左右吧，到我家祝贺。那时是不兴送礼的，一般送上个笔记本什么的，作为纪念。她当然是来了，和大家一起吃过饭，私下对我说，今天她就不走了，明天送我，我没反对，到晚上，她悄悄地对我说，“我们一起睡，好吗”?我当时没一点思想准备，犹豫片刻，说，“行，但是，必须遵守纪律”。又过片刻，我连说“不行不行”。她提出一起睡的愿望在我一连串的不行声中，破灭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当初同意了她的提议，会是什么结果，实是无法预料。要知道在恢复高考的几年时间，报纸上经常有些关于现代陈世美的报道，说XXX考上大学后，与家中的结发妻子离婚，说XXX考上大学后，丢掉农村的恋人，另寻新欢，很多很多的。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各种各样的处理，最重的是退学。

第二天，从丰山乘车，到武汉大学报到，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。